2016年6月1日,是十九冶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日。十九冶在風風雨雨中整整走過了半個世紀。我是在十九冶成立之前到攀枝花的(那時叫渡口),親身經歷了十九冶成立前后的那些特殊的日子,那是我一生中記憶最深刻,最值得懷念的日子。十九冶成立后,我跟隨她走過了三十五個年頭,直到退休,始終與之同呼吸共命運。我是十九冶人,十九冶是我的家,我心系十九冶,退休之后也始終像關心自己母親一樣關注她的生存和發展。
五十年前,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,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,一個動蕩的年代,一個十分艱苦而人們又積極向上的年代。在紀念十九冶成立五十周年這一莊嚴而驕傲的時刻,回顧我親身經歷的十九冶成立那段特殊的日子,以此見證十九冶誕生的特殊歷史。
1966年春節剛過,武漢第一冶金建設公司黨委宣傳部就通知管竹卿、張玉生和我“進川”到攀枝花工作,在談話時部長一口氣說了三個特別,說那里的工作特別重要,條件特別艱苦,到那里去工作特別光榮;并說,今后大家都要輪流到攀枝花這個“革命大熔爐”里去經受鍛煉,你們是第一批,以后每年輪換一次。于是抱著“一年鍛煉”的臨時思想,我推遲了婚期,帶上簡單的行裝便和大家匆匆上路了。那時從武漢到攀枝花的很多地方還沒有鐵路,我們從武漢坐火車到貴州的安順,再坐兩天長途汽車翻越“十萬大山”來到云南的沾益縣,在沾益乘坐窄軌小火車到昆明,然后從昆明坐一輛人貨混裝的大卡車繼續顛簸,一路輾轉用了十多天時間,于2月28日走過金沙江上唯一的鐵索吊橋,到達目的地——攀枝花。
此時的攀枝花還是一片荒山,觸目所及全是險峻的高山,金沙江在大山中曲曲彎彎地流淌著,弄弄坪上也只有幾戶人家。二月末、三月初,正是攀枝花最干旱、最燥熱的季節,盡管到處是荒漠,但火紅的攀枝花剛剛綻放,山坡上、深谷里、村寨周圍,一片片的火紅,煥發出盎然的生機,在枯黃的大山上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,這是我進入攀枝花的第一印象,讓我激動不已。我的第二印象是另一道亮麗的“風景”——鋪天蓋地的標語口號:吊橋上,公路旁,干打壘房子的墻上,就連高高的山頂上,也用彩色的石頭鑲嵌出醒目的大標語,“紅在渡口,專在渡口,誓做革命渡口人”,“誓把攀枝花建成拖不跨打不爛的鋼鐵基地”,“以苦為樂,以苦為榮”,“戰天斗地,令高山讓路,讓河水低頭”……這一切,把荒漠的攀枝花烘托出一派強烈的政治氣氛,處處展現著激情,震撼人們的心靈。
曾記得,在短短的半年時間里,鄧小平、賀龍、彭德懷、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踵前來視察,人們在弄弄坪和礦山的洞口曾多次見到過他們的身影,使這一片荒山顯得更加神秘、更加重要、更加神圣。這種氛圍,感動著每一個人,記得當時我在工作筆記的扉頁里寫下這樣幾句話:“火紅的攀枝花,火紅的年代,火紅的氣氛,火熱的氣候,火熱的心……”
我們宣傳部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,宣傳毛主席對攀枝花建設的重要指示,到設計院、礦山的井巷公司、剝離公司“蹲點”,搜集大會戰中人們的英雄事跡和“豪言壯語”。
我們當時的駐地是在密地山頂上的“瓜子坪”,顧名思義,一片荒山,僅有瓜籽那么大一塊平地。搬進剛剛搭好的“干打壘”房子,門窗還沒安上,到了晚上,狂風夾雜著黃沙灌進屋里,早晨起來,床山、被子上蒙上一層厚厚的沙土,連被面上的花紋都看不清了。白天,我們把塵土打掃干凈,就趴在床上開始辦公了。不過我們還算幸運,比起稍早前進來的勘察設計人員那種“三塊石頭架口鍋,帳篷搭在山窩窩”的條件,我們起碼還有一間遮陽避雨的房子,有一個簡陋的小食堂,但吃的主、副食品都是從外面運進來的,每天都是“老三樣”——土豆、海帶、干粉條,偶爾能吃上一次臘肉,便是打牙祭了。時間長了,吃得嘴唇干裂,舌頭起泡,醫生說是缺乏維生素C所致。維生素C都在蔬菜和水果里。水果連想都不敢想,但蔬菜不能不吃,外面運不進來,當地農民極少,也沒有種蔬菜的習慣。于是我們就發揚“南泥灣”精神,自己開荒種菜,“自己動手,豐衣足食”嘛。在工作之余,我們抗著鋤頭上山,頂著烈日開荒。過了兩個月,荒山上長滿了綠油油的蔬菜,我們喜獲豐收,把蔬菜送進食堂,終于吃到新鮮蔬菜了。就這樣,我們逐步適應了攀枝花的艱苦生活,我心想,艱苦點沒什么,一年時間很快過去了,誰知……
1966年4月的一天,渡口市召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,其實因為這時來渡口的單位還很少,全市的宣傳干部只不過二、三十人,而且多數是“二號信箱”的。當時的市委副書記安以文到會講話,這是一個善于演講,鼓動性極強的領導干部,他慷慨激昂地講攀枝花建設的重要性,講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攀枝花建設的重視,要求大家扎根攀枝花,做革命渡口人。在講話中,他還特別指出“二號信箱”的人不要有臨時思想,并含蓄地點出“不是已經決定‘一分為二’了嗎,那邊是一,這邊是十九,你們不要有什么幻想了”。這是我們聽到的關于一冶分家、成立十九冶的第一信息。這個消息對我們震動很大,因為它意味著我們要與一冶脫鉤,與武漢脫離,被斷了后路再也回不去了,我們這些“一年鍛煉”的“出差人”自然也就成了攀枝花人,從此就要扎根攀枝花,與大山為伍,在深山里生活一輩子。當時雖然思想上有點失落,內心深處對大城市有點眷戀,但很快被攀枝花建設的激情和熱火朝天的場面所沖淡,死心踏地在攀枝花扎下了根。對我個人來講,還有個非常具體的問題,我已經兩次推遲婚期,這樣一來又不知道推遲到什么時候了。但我們只能在私下里議論,上邊交代要嚴格保密不能擴散。果然,過了一段時間,就傳來了武漢那邊“分家”成立十九冶的消息。
六月初我們才得知,為加快攀枝花建設,冶金部報請國家建委批準,于5月20日以冶基字[66]1304號文下達通知,決定“將第一冶金建設公司一分為二、成立第十九冶金建設公司”,并決定十九冶成立的日期定在6月1日。為什么是6月1日呢,這其實是一個工作目標,就是要求分家和十九冶成立前的準備工作時間一定要在6月1日完成,體現了時間的急迫。隨即,冶金部派出一個龐大的工作組,到武漢一冶主持分家工作,由于攀枝花建設的緊迫性,工作組要求分家要快,不能拖泥帶水。在首先決定兩邊建設公司班子成員后,連續召開各種會議,研究分家方案,定機構、定人員、定施工機械,分層進行思想動員。要在一周內完成分家,保證在6月1日讓十九冶成立起來。在分家會議上討論分家方案時,時任渡口二號信箱指揮長、黨委副書記、一冶副經理的白培蘭(冶金部已定他為分家后的十九冶經理)主動提出,在武漢的生產設施、房屋等不動產可以考慮全部留給一冶,十九冶攀枝花那邊由于建設任務艱巨,條件艱苦,希望多挑選一些能征善戰的骨干分給十九冶。這個姿態得到工作組的大力支持,分家進行得很順利。各級領導骨干確定后,分頭做工作,邊分家邊動員隊伍進川。由于思想工作做得深入,很多職工主動報名要求到十九冶,參加攀枝花建設。就這樣,從冶金部決定分家到十九冶成立,總共不到十天時間。
分家快,十九冶成立快,隊伍集結得更快。
十九冶的成立,攀枝花這邊除了小范圍內傳達冶金部的文件外,沒有搞任何慶?;顒?,沒有舉行什么儀式,沒有掛牌,沒有剪彩,沒有掛橫幅,沒有彩旗,沒有鮮花,沒有鞭炮聲、鑼鼓聲,有的只是人們的激情和匆匆的腳步:成千上萬的十九冶職工從武漢、重慶、江油,從東北,從廣西,從四面八方匯集到攀枝花。在十九冶成立前,進入攀枝花的單位只有土建五公司、特種公司和機動公司的少數人,分家動員后,各專業公司,機關各處室,都很快行動起來,當時凡是分到十九冶的人都能立刻行動,就像歌中唱的那樣“哪里需要哪里去,打起背包就出發”。為了便于人員進川,公司在昆明設立了轉運站,在成都成立了辦事處,負責進川人員的接待、交通安排和物資轉運。一批一批的人員從成都、從昆明絡繹不絕地進入攀枝花。到1966年底,已集結了三萬多人(二號信箱最高峰時達到過五萬多人)。各單位先到的人就在一片荒地上建干打壘房子,搶建生產設施,使后來的人能盡快就位,進入工作崗位。當時,人們心里都充滿著激情,懷揣著光榮感、自豪感、使命感、緊迫感,“在毛主席最關心的地方,肩負著最偉大的使命”,為了建設“大三線”,實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思想奉獻自己的一切。順便說一句,我的未婚妻也如愿分到了十九冶,于1966年8月來到攀枝花,但那時除了簡陋的單身宿舍外,還沒有雙職工宿舍,我們的婚期還得繼續推遲。
成立后的十九冶,還是在“二號信箱”里,對外一律稱二號信箱,不能說十九冶。還是“一套班子、合署辦公”,還是指揮部、大會戰、“投資大包干”的建設體制,實行“城鄉結合,亦工亦農亦商”的方針。在當時,凡是進入攀枝花的單位,一律都叫信箱,渡口市稱總指揮部,屬一號信箱;我們一冶到攀枝花的屬于“二號信箱”(也稱二指揮部或冶金指揮部),后來凡冶金系統進入攀枝花的單位,包括設計、勘察、施工、生產準備、礦山建設等都在這個“信箱”里,生產和基建很難界定,下設機構也很龐雜,除了通常的處室外,還有諸如生產辦公室、礦山辦公室、運輸辦公室、財貿辦公室、動遷辦公室、農業辦公室等很多臨時機構,管轄的二級單位除了十九冶各工程公司外,還有礦山的二、三井巷公司、剝離公司、西昌中試基地(即410廠)、瀘沽鐵礦以及諸多勘察、設計單位,人員來自四面八方,機構經常變動,以至于當時很多人只知道“二號信箱”,不知道有十九冶。
十九冶剛剛成立,一場“史無前例”的文化大革命便席卷而來。在大動蕩中,十九冶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更加模糊了,但十九冶人并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,頂著極左思潮的干擾,堅守在工地上,攀枝花建設在艱難中進行著。后來成立“東風鋼鐵公司”(攀鋼的前身),生產、基建和礦山分離,十九冶才得以正名,擔當起攀枝花建設的主力軍,重整旗鼓,“抓革命、促生產”,伴隨著文化大革命,投入到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中去。攀鋼一期工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,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,幾經挫折建設起來的。
十九冶誕生在遠離城市、交通閉塞的一片荒山上,誕生在攀枝花艱苦創業的困難環境中,誕生在激情的歲月、動蕩的年代里。這一切,注定了她要走過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,注定了十九冶人要長期奉獻、付出更大代價、做出更多犧牲,也為后來的“出山入?!?、“北上東進”繼續生存發展帶來了更大的困難。
十九冶艱難跋涉了五十年,不僅在深山里建成了一座現代化的鋼鐵基地,而且不斷開拓進取,與時俱進,從攀枝花走向全國乃至世界,為了面向市場,公司總部也從攀枝花搬到了成都市,公司不斷發展壯大,業績越來越輝煌,并打造出“西部鐵軍”這一響亮的品牌。
作為十九冶的一位老職工,我為之驕傲。